“中国石材全联行”之十三 “和谐才是企业的最高境界” ——对话随县石材协会会长、康有石业董事长杨庆增

　　文/ 本报记者 袁然

　　在湖北随县的石材产业园内，机器的轰鸣声与石材切割的节奏交织成一首工业交响曲。这里，是华中地区最大的石材产业集群之一，也是杨庆增奋斗了十余年的地方。

　　从福建罗源到湖北随县，从家族企业的接班人到执掌年产值数亿元的康有石业，再到担任全联石材业商会副会长、随县石材协会会长，杨庆增的创业之路，既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也是中国石材行业发展的缩影。面对环保风暴、疫情冲击、市场低迷，我们走进杨庆增的石材世界，听他讲述18年来的坚守与变革、困境与破局，以及他对行业未来的思考。

　　从“石二代”到行业领军者

　　记者：您选择进入石材行业有无特别的契机?

　　杨庆增：我的家族基本上都从事石材行业，老家福建省罗源县西兰乡都是做石材的。父亲从90年代初就在罗源县做石材矿山和加工厂。我是2007年进入石材行业的，家里亲戚2010年到随县经营石材，我2016年到随县经营石材，成立康有异型，担任董事长，至今在石材行业已摸爬滚打了18年。

　　记者：您现在是全联石材业商会副会长、随县石材协会会长，也有企业，这种双重身份对您个人或企业有什么影响？

　　杨庆增：协会会长和企业董事长的双重身份，它既有矛盾，也有相互促进作用，我把自己的企业做好，本身也是给协会里面170家会员企业做一个典范，起到榜样的作用。但在时间和精力上的确经常有冲突，我现在大部分时间用在协会工作上，多多少少会影响自己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但作为一个庞大群体的领头人，应有舍小家顾大家的责任和胸怀，现在更多时候要站在随县石材产业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增长了我的见识，开阔了我的视野，提升了我人生阅历的高度、广度和深度。

　　三次危机中的坚守与突破

　　记者：进入石材行业18年，有没有经历过比较艰难的时期，或者说创业时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是什么?

　　杨庆增：在石材行业工作18年来，最艰难的经历有三段。第一阶段是我2012年初来湖北，第一站是在某县搞石材经营，那个时候才26岁，人生地不熟，尤其是当时的营商环境非常差，社会治安不稳定，无论是矿山开采，还是石材加工、运输物流等各个环节，都受到外部环境的干预，经营压力很大。

　　第二个阶段是2017年，我来到随州，投资几千万元，组建康有异型，开业不久便遇到政策要求所有石材企业停产整改，企业刚起步没赚到钱，还要加大环保建设投入，随后几年一直是开开停停，随时有彻底关停破产的风险。

　　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房地产不景气，全行业、全产业链市场低迷，企业经营维持运转、保本经营都很困难。我作为会长，既要考虑自身企业的经营问题，还要谋划随县整个石材行业和众多企业的出路，必须胸怀大局，自我加压，肩上自然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

　　记者：您的企业似乎总是在逆境中成长，做大做强的驱动力是什么?

　　杨庆增：首先是三观。在经历过挫折、失败教训、社会的阴暗面后依然以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对待社会。一个正能量的三观，不仅会带来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能提供一个好的精神支撑;其次，自我驱动力、学习能力也很重要。第三是源于我们福建商人不怕困难、敢于拼搏的精神。我从小就在这个商人家族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也养成了敢拼才会赢的个性。

　　从科技赋能到产教融合

　　记者：您不仅在随州有石材企业，在陕西、麻城和其他地方也有石材企业，扩张的动力是什么?

　　杨庆增：罗源县从事石材矿山开采、加工、贸易的人遍布全国，有人脉、资源。我的经营思路是差异化、多元化发展，主要在四个方面进行谋划和布局：一是产品布局。目前，大部分企业都是在搞板材加工，而我主营业务偏向异型产品。二是销售渠道，过去主要都是线下销售，靠实体店经营，现在和未来将着手做线上的业务推广。三是人才培养。这两年，我们与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合作，建立产教融合实践基地，我们公司去年招了13个学生，今年招了35个学生，培养人才梯队。四是设备更新和技改扩能。我们敢于尝试购买和使用行业最先进的设备，特别是一些最新研发并投入市场试用的高端设备。

　　记者：您涉足石材领域后，开始是在做板材，后来为什么选择去做异型?

　　杨庆增：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异型厂设备多又杂，购买新设备试错成本大。购买一套全自动化设备，大概能降低成本百分之三、四十左右。比如我为了买花瓶栏杆全自动化设备，一年内投资了八百多万元，才把区域排他协议给签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具备竞争力。

　　行业寒冬中的生存法则

　　记者：市场下行对行业有哪些影响，您觉得石材行业正面临哪些挑战?

　　杨庆增：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整体市场低迷带来的业务缩量和价格无序竞争，企业为了生存都在拼价格，甚至亏本销售，一部分企业最终可能会被市场淘汰，这是市场规律，难以用人为因素去遏制。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拼服务、拼管理、拼质量、拼成本。

　　我认为，石材行业整体的市场规模基本上是没有大变化，但是会有局部性、结构性的机遇。比如芝麻灰、芝麻黑矿产资源和产品，凭借稀缺性、地理位置等因素还是有优势的;一些墓碑产品、台球台桌产品，市场需求量还是可以的。

　　记者：石材行业转战互联网平台真的有用吗?

　　杨庆增：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是越早做越有用。消费者的习惯改变了，以前找当地的建材石材市场下单，现在抖音搜索咨询下单。特别是在家装石材消费领域，涉及千家万户，用户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平台跟企业对接，互联网平台的宣传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同时，互联网平台的宣传也有其特点，即坚持的时间越长，发布的内容越多、宣传的频率越大，效果会更加明显。

　　股东、员工、客户的平衡哲学

　　记者：随县石材产业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一是体量很大，二是经历停产整顿，现在恢复正常经营。在这个过程中，石材协会扮演着怎样的一个角色?

　　杨庆增：随州市石材商会目前是第四届班子，我们这一届商会的特点是班子年轻化，会长、常务会长、监事长以“80后”为主，也是社会所称的“石二代”。目前，地方政府很支持我们产业发展，营商环境非常好。我们企业自身发展也很规范，新启动开采的矿山全部取得了省级绿色矿山认证，3家已申报国家级绿色矿山。

　　我认为，当前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产品销售、业务下滑，所以本届协会的努力方向主要是解决销售难题。一年多来，我们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举办了一系列的业务展销活动。比如，我们组织企业去厦门、麻城参加石材展，在随县举办业务推介会、石材供销两方精准对接会等。

　　记者：您觉得上一辈石材人留给您们的是什么?您们这一届年轻人的优势又是什么?

　　杨庆增：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非常感谢前三届协会班子和行业前辈们为我们打下的产业基础，随县石材开发始于2006年，历经19年发展，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变化，总投资达到300亿元，企业达到170家，为行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是留给我们这一届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

　　我们这代年轻人的优势是干劲足、学习能力强。我们虽然年轻，但在这行业也做了十来年，大家都有做一番事业的理想和激情。目前，随县石材矿山正处于重新启动的关键时期，我们这一批年轻人责无旁贷的要扛起随县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大旗。

　　记者：现在大家都在谈企业出海的问题，石材企业也需要出海发展，那么石材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难点在哪里?

　　杨庆增：一直以来，随县石材产品出口的比例很低，大家在这一方面经验不足。近8年来，产业一直处于关关停停的整改阶段，所以在产品出口方面积累的经验、资源和人脉都不多。这是我们的短板，今后我们要更努力，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记者：康有石业已经成长10多年了，未来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才是您最满意的?

　　杨庆增：大不如强，强不如久!企业是有寿命的，所以经营的质量更重要。特别是当下这种局面，我希望企业的客户、员工、股东都能处于和谐状态是比较理想的。不是说企业赚的越多才越好，而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关系。精神上要合作愉快，利润上有一个合理的收益就行。也就是说，和谐才是企业的最高境界。

　　记者：您有没有最喜欢的石材品种，或者说哪种石材能够体现您的特质与精神?

　　杨庆增：我一直从事饰面花岗岩开采、加工行业。无论从单纯的审美角度来看，还是从情怀上讲，我比较喜欢黄金麻。我工作大部分时间在随州，而随州最出名、最有特色的石材品种就是黄金麻。黄金麻这个产品，无论是做外墙施工，还是做别墅装修等项目，其档次是最高的。黄金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稀缺性，从全国范围来讲，随州储量最大，曾经占据全国同类别80%的市场份额。

　　记者：您有没有特别欣赏的企业家，您最欣赏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杨庆增：我比较喜欢实干型的企业家，像任正非、雷军这类务实型的。华为、比亚迪、小米这些企业都是干出来的。他们不搞资本炒作，不靠炒作资源来发展，而是脚踏实地经营制造业。他们的企业即使遇到困难，需要拓展或者转型，也是自始至终围绕制造业来实现的，这点我很欣赏和认同。 (本版图片由康有石业提供)

　　采访后记

　　在时代浪潮中坚守实业本心

　　这与杨庆增的对话，不仅是一位石材企业家的创业史，更折射出中国制造业在新时代面临的共同命题。这位“80后”企业家身上，既有闽商“爱拼才会赢”的基因，又展现出新一代实业家的现代思维。

　　在环保风暴、疫情冲击、经济下行的多重考验下，杨庆增带领企业突围的历程，恰是中国民营企业韧性生长的缩影。他坦言“最艰难时企业关停多年”，却依然坚持投入环保改造;面对价格战内卷，他选择差异化竞争之路;在行业寒冬中，他率先布局数字化转型。这些选择背后，是对实业本质的深刻理解——制造业没有捷径，唯有脚踏实地。

　　作为“石二代”，杨庆增的传承与超越尤其值得关注。他既珍视父辈打下的产业基础，又敏锐把握技术变革机遇;既扎根传统行业，又积极拥抱互联网思维;既深耕本土市场，又着眼国际布局。这种守正创新的平衡之道，正是新老交替期中国企业家需要具备的智慧。

　　特别令人深思的是他对企业经营“最高境界”的诠释——不是盲目追求规模扩张，而是追求客户、股东、员工的和谐共赢。这种强调“存在质量”而非单纯体量的发展观，或许正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的新哲学。

　　在资本狂欢的年代，像杨庆增这样坚守制造业的企业家或许不够“性感”，但正是他们夯实了中国经济的根基。当谈及崇拜任正非、雷军时，他眼中闪烁的光芒，道出了实业报国的初心。这种精神，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显得尤为珍贵。